我國早期的攝影美學思想

三十年代新聞攝影的發(fā)展，同社會對于新聞攝影的重視及攝影美學思想的新突破，相互促進。

在增強社會對于新聞攝影的重視上，畫報起了重要作用，三十年代有影響的畫報，雖然除美國外，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而停刊，但是對于新聞攝影的影響是深遠的，過去報紙用照片常因版面設計而隨意剪裁，或只留人像，去掉背景，或?qū)~板弄穿，加進別的東西，或因尺寸太小，紙質(zhì)粗劣，使照片影響不清，畫報上刊用新聞照片，不僅刊用方法優(yōu)于報紙，而且用的尺寸大，印刷質(zhì)量高，照片效果顯著不同，畫報在新聞攝影體裁上，也有新的創(chuàng)造，單幅意外，還有專題，照片故事游記之類，特別是畫報發(fā)表照片，一般都為攝影記者署名，優(yōu)秀的新聞照片不僅因為畫報編排及印刷質(zhì)量給讀者留下印象，而且因為照片署名，也把記者姓名印入讀者腦際，這使一些記者成名，同時，大大提高了攝影記者的一般社會地位，所有這些，都增強了社會對新聞攝影的重視，而且對于報紙改進新聞照片版面，起了積極作用。

三十年代新聞攝影發(fā)展的一個重大成就，就是攝影美學思想的新突破。

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沙樂門機器少數(shù)追隨者的歷史功績，在于用小相機為攝影找到了自己的語言和表達方式，在不被別人發(fā)覺的情況下，把人與人的世界的本來面目，攝入鏡頭，記錄下從前人們縱然可以想象但卻不能如實描繪的生活動態(tài)和人發(fā)自內(nèi)心的表情，攝影的畫面形象猶如人們拉家常那樣質(zhì)樸、自然、直率和富于感情，從而擺脫了從別的藝術借來的那種拘于形式的習慣，而把反映人的現(xiàn)實生活本來面目作為攝影自己的藝術目的、藝術特色。到三十年代中期，中國的攝影家對于這種沙樂門式的攝影技法和攝影觀點，根據(jù)新的經(jīng)驗和中國人的審美傳統(tǒng)，做出了新的理論概括，提出了嶄新的攝影美學觀點，這就是：從萬象變化的數(shù)千萬個一剎那中取出美的一剎那。是美術攝影的要法則，要拍攝萬千變化中的美瞬間，而不是拍攝一般的、隨便的、任意的瞬間，既反對了主觀主義，也反對了自然主義，這在人物攝影上就同個性化、性格化的要求相結(jié)合。在新聞攝影上就是要求拍攝表達新聞自身的內(nèi)容、情節(jié)要點、主題含義和扣人心弦的情感的那個瞬間，即典型瞬間，美瞬間，是整個攝影藝術包括新聞攝影的要法則，美瞬間的理論與實踐，顯然是沙樂門式攝影技法美學思想的一個重要的新的發(fā)展，法國著名攝影家布列松的攝影技法，是沙樂門式的一個繼續(xù)，布列松1952年提出的理論概括，在實質(zhì)上同美瞬間一個意思，但比美瞬間的提出，晚了16年。

攝影美學在三十年代另一個意義更為重大的突破是批判為藝術而藝術的攝影高尚娛樂論，主張攝影為人生，又從為人生而攝影進到攝影武器論。

1931年10月24日蘇聯(lián)《真理報》寫道：刊物上的新聞照片，如果使用恰當，乃是有利的宣傳鼓動工具。照片的直觀性和富有說服力的具體性，加上適當?shù)奈淖终f明，就給刊物增加了一種動員和組織群眾的武器。

在希特勒上臺以前，以德國為中心的國際工人攝影活動及高爾基倡議創(chuàng)刊的《蘇聯(lián)建設》，都顯然自覺地以攝影為武器，我國的以攝影為抗日救亡運動做宣傳鼓動的愛國攝影家，顯然是同樣自覺的攝影武器論者，至于把攝影作為宣傳工具——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者早就這樣做了。

在中國明確的提出攝影武器論思想的，是沙飛。

1936年12月1日，沙飛為他的個展在廣州舉行，寫了一篇《寫在展出執(zhí)勤啊》。他寫道：我覺得攝影師暴露現(xiàn)實的一種有力的武器，。其任務，就是要幫助人類去理解自己，改造社會，恢復自由。沙飛斥責那種把攝影藝術僅僅當做一種紀念、娛樂、消遣的玩意的做法，說這是根本忽略了藝術的意義，而使攝影陷入無聊幫閑的唯美主義的深淵里，墮落到逃避現(xiàn)實，醉生夢死的大海中。

沙飛的攝影武器論，未必是蘇聯(lián)《真理報》的影響，但卻明明白白是抗日救亡運動影響下革命的新聞攝影實踐與魯迅所代表的的左翼文化理論的結(jié)合。

1939年11月7日，沙飛為晉察冀軍區(qū)政治部新聞攝影科出版吳印咸《攝影常識》而寫的序中，再次說道攝影武器問題，他說，攝影作為一種藝術的優(yōu)良的性質(zhì)，有二，一是能忠實的反映現(xiàn)實，因此它能給人們以真實的感覺，具體而深刻的印象，而為人們所容易接受與歡迎，一是能迅速的反映現(xiàn)實，并能迅速的將所反映出來的現(xiàn)實諸相廣泛的傳播出去，所以毫無疑問的，它是一種負有報道新聞職責的重大政治任務的宣傳工具，一種銳利的斗爭武器。